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执政党应严格按照宪法设定的权利范围和其原则进行执政和领导，实现宪法的稳定性与社会适应性之间的平衡。但这种个人权威，是基于其自身道德、素养、能力而产生的。
滥用政治权威最终将消解支配者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执政党要维护宪法的最高性，并以宪法为依据调整其他权威与宪法权威的关系，切实提高运用宪法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推进党的决策活动与决策程序的法治化，切实落实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只有尊崇宪法权威，才能保证党的权威。进入专题： 宪法权威 。政治权威通常以政治权力为后盾，以政治权力为最具效能的体现。
正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个组织，必然地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在法治国家，政治权威，包括中央权威的树立必须依靠宪法和法治来实现，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来维护。因此，于法有据与法律底线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的内在高度统一性的逻辑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过程中，以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时代主题，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法治观的思想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关于法治思想的阐述，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高度，科学运用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方法，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法治观，为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对民主的好感主要是功利化的好感，而不是价值性的好感。 结语 赵鼎新教授说，现在搞民主比80年代好，确实如此，不仅比80年代好，甚至比近代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对民主是个好东西提出了反思之后，赵鼎新教授对为什么要民主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回到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套路。他们把一些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已达到的指标，如较为平等的社会、发达的经济、较为廉洁的政府等，完全看作是民主带来的成果，进而视之为民主本身的特征（第8页）。
以为通过宪法和制度排除以，个麵相反的意爾态为纲领的竞选这种捷径就能解决问题，是种幼稚的想法。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近代中国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功利性太强的弊端昭然若揭，近些年以来，中国的不少民主倡导者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历史的教训，他们在倡导民主的时候，还是不厌其烦地罗列民主在实践中的优点，而对民主就其本身而言就值得珍视的特点的探讨则浅尝辄止，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念也因此盛行起来。【作者介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在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满足大众的期望，而伴随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诸多问题，可以说远远不能满足大众的期望。
中国真正棘手眼的问题是，我们目前仍然处于转型期，到底怎样的政治秩序最为中国人所认可，并不是特别清晰。另外，倡导民主是现代国家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倡导民主是个好东西，忽视了另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不是没有民主，中国有民主。我们可以在宪法里面规定很多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宪政这样定有什我们可以依葫芦画瓢模仿出很好的制度，但是如果我们缺乏制度背后的精神，再好的制度设计也没有用。赵鼎新教授问道，如果民主不能自动实现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少腐败等等重要社会公共物的话，那么现代民主体制的意义和生命力又从何而来呢？他说，民主最为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第10—11页合法性是《民主的限制》一书倡导民主的核心理由，作者等于是在说，民主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好东西，而是我说的这种好东西，不是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少腐败等，而是合法性。
赵鼎新教授看起来对于中国的政治权利、不经同意，无权统治等等，一直没有融人中国人的文化中，甚至嘲讽其虚伪的大有人在。赵鼎新教授对合法性概念的理解主要是基于韦伯的定义，韦伯说，合法性就是人们对享有权威的人的地位的承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页）韦伯的合法性概念有一个很大的弊端，韦伯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过于强调事实世界，而对应当性这类价值问题加以否定（张海清：《自然权利政治正当性宪政——西方宪政民主政体的理念脉络探析》，《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这个弊端在西方已经遭到过施特劳斯、哈贝马斯等诸多学者的批判。
而且，和民主的功利主义理论抽象而深刻不同的是，民主是个好东西式的功利往往沦为了标语式的广告，成了一种想当然的没有思想深度的东西。选举背后深层次的理论，如自然文化为基础，光是为了选举而选举，或者是为了顺应潮流而选举，选举很可能导致混乱，而不是带来合法性。
他说，建立忠诚反对的政治文化，一个可行的技巧是通过宪法规定民主选举的非意识形态规则，即候选人之间竞争必须限制在政策和政策执行技巧上，而不能涉及根本的价值观（第24页），其总体原则就是通过宪法和制度排除以两个截然相反的意形态为纲领的竞选，而将竞选议题限制在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具体政策层面（第39页〉。和赵鼎新教授单纯地以合法性为目的不同的是，政绩合法性本身不是以合法性为目的，它反映的是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和传统。相反，政府可以腾出精力来对付大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等问题，创造新的政绩。中国历史上政绩合法性的实践经验表明，当政府和政权陷人危机的时候，往往是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时候，政绩合法性并不像作者所想象的那么脆弱。事实上，中国的民主实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如果我们今天的思维还停留在移植的阶段，则无异于将百年来中国人的探索和努力弃之不顾。这个自信不是凭空得来，更不是邯郸学步，而是老老实实建设自己的核心价值以及政治文化。
我毫不犹豫地把这样的辩护称之为实用主义，它着眼于民主的效果或民主将导向什么，而不是着眼于民主的来源或根源（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08—209页），此外，另一种辩护指出民主有其内在的价值所以民主本身就是值得珍视的，这种辩护不是说明民主的良好效果来为民主辩护，也不是指出民主所依据的正确原则来为民主辩白。假若真的出现民不聊生，政绩合法性自然是不管用，但是这种情况下，民主选举恐怕也不管用。
所谓的政绩，不应该单指经济发展。由于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的不同，对中国来说，选举对合法性的影响并不突出。
它是要唤起人们注意民主必然的特点，不是因其效果或来源而值得珍视的特点，而是就其本身而言就值得珍视的特点（《论民主》，第273页）。这种观念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只要实行民主，就能减少腐败、治理环境污染、带来社会稳定、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等等。
并且他还提出了一种误导性的研究权力之合法性的方法（英比瑟姆：《通往社会科学的合法性概念》，载《清华法治论衡》第2辑，第104页）。合法性不应该是民主的目的，即使民主可以带来合法性，那合法性也只能是民主的附属品而已，不是实行民主的根本理由. 三、忠诚反对与探寻核心价值共识 合法性不应该被当成一种目的，在一种为大众所认可的政治秩序下，政府冷的合法性是自然成立的。与之相应，赵鼎新教授把民主当做了获取合法性的工具，这完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态度。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价值观的混乱，在核心价值的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共识。
要达到这个境界，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假设民主不会带来任何现实的好处，我们仍然向往民主的话，那么中国的民主便真正有望了。
到了民国初年，人们看到兴民权、开议院并没有带来富强之后，民主的光环很快便褪色了。毋庸讳言，中国的民主尚需发展和完善，但是，完善之道，首先应该认真对待我们当下的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在已有的制度上进行改革和创新。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会减慢，但是这并不一定会导致政府和政权陷人危机。进入专题： 合法性 民主 。
英国学者戴维比瑟姆也批评说，韦伯的定义不仅曲解了合法性的本质。‘‘民主可以提高国际地位这种说法，只要看一看俄罗斯的例子，就知道所言极谬。为了说明移植西方民主选举的好处，赵鼎新教授还说，民主还大大提升了一个国家的对外合法性（第23页），并大大提高该国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地位（第15页）。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从软实力来说，不是你跟着别人搞全民选举别人就更加尊敬你，而是要看你对自己的政治文化有没有自信。
他说，为了提倡民主，不少人给民主加上了许多它本身难以完全提供的公共物，比如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少腐败等。民主是现代国家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言外之意，都是指中国没有这种民主，只要移椬了这种民主，中国就能怎么怎么样了。
其次我们应该明白，在中国民主的实践史中，曾经因为太过偏重功利而导致了不良的后果。我们已经处在了一个相对从容的历史阶段，使得我们不必急功近利。
但是，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在西方民主的理论史上，权利的重要性要远远大过功利的重要性。在主流价值观尚未确立的情况下，我们正应该通过辩论来搞清楚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真正适合我们的又是什么，我们有哪些分歧，我们又能达成哪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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